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：这几个维度过去恰恰都是我们的制度优势，今天却成了难题。过去国有企业有医务室，有托儿所和学校，有家属区，民生问题基本解决了。后来说企业不能办社会，把这些都一刀切了。现在回头看，我们过去的机制设置其实是非常好的。你在这个企业工作，你的一切和这个企业是联在一起的，你自然而然就以企业为家了。我上中学时曾经下工厂劳动一年，那些老工人觉悟非常高。我们中学生不懂事，干完活用润滑油洗手，工人看到马上制止，说你们这是浪费国家财产。那时候的工人真的是把工厂当做自己的家。
玛雅：现在不一样了。国有企业的工人一般都是合同制，很多是农民工，流动性非常大。工人不会说，企业是我的家，已无这样的政治意识。
李玲：反过来，国外现在却是采用我们当年的模式，企业和社会结合。比如韩国，浦项钢厂是世界最大的钢厂之一，那个城市就是一个以钢厂为龙头的社会。不光有医院、学校，连大学都有，培养出来的人就为钢厂服务。那里的棒球队非常强，更不可思议的是电影业。非常齐全的一个社会，人们在那儿安居乐业。
李玲：我们太追求利润了。对国有企业的考核指标就是利润增长多少，逼着企业走向唯利是图，忽略它的社会性。企业怎么能只顾利润？你雇了这些人，不管他的生老病死吗？我刚回国时去首钢调研，首钢医院当年花很少的钱，保证了全体工人和家属的免费医疗。后来改为社会保险，交的钱是当时办医院的好几倍，却只保工人，不保家属。首钢医院也被推向社会，自己挣钱去了。最近贵州毕节市4名儿童服食农药身亡事件，暴露的问题是，企业支付的工资仅能维持工人个人的生活，而家庭和社会承担了巨大的成本。
李玲：中国走到今天，在民生保障方面曾经走出一条适应国情、适应我们制度安排的路，但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放弃了。所谓的“与国际接轨”，真的是自毁长城。今天出现了“四座大山”——看病难、上学难、养老难、住房难，在很大程度上主要是因为我们太相信市场了，所谓“不找市长找市场”，以为市场真能搞定一切。市场不可能在所有领域起“决定性作用”，这是下一步发展最需要警醒的，一定要从这个偏向走回来。
李玲：必须得回呀！习讲前后两个30年不可分割，这话意义非常深远。人类历史是在不断探索中前进的，咱们不可以因为有过一些失误，就把前面所有的事情都否定了，把婴儿和洗澡水一块泼出去。现在国际上很多做得好的都是学的我们中国，而我们自己却成了这个局面。
我觉得，习看到了问题的本质。政治局集体学习，去年是历史唯物主义，今年是辩证唯物主义，非常好。这才是人的思想武器，不坚持这个坚持什么？
当然，往回走并不是简单地回到过去，而是结合实际真正解决老百姓面临的问题。可能我们得再一次出去学。你看谷歌、通用这些大公司，现在都是又办医院又办学校——这是成本最低的。人家能这样做，我们也能这样做。
某种程度上说，这也是我们产业升级的一个障碍所在。跟德国这些国家比，我们极度缺少技术工人，因为流动性太大。工人对企业没有认同感，打一枪换一个地方，没干几天就走人。技术是要积累的，过去的8级工，车一个部件精确度就是高。现在都是临时上阵，现学现用，所以技术不过关，那你产业如何升级？
玛雅：你谈到，中国药企过度竞争，造成药品生产严重超过标准。这样一种混乱局面，监管部门不管吗？
李玲：要是有人管至于这么乱吗？所以我认为，我们的体制机制需要变。比如产业政策，所有的赶超国家没有哪个没有产业政策的，产业政策是国家战略，国家对本国的重点产业优先扶持。中国当年也有产业政策，可现在呢？每次五年规划也说这产业、那产业，比如医药产业，若干年都在说是重点、要优先，可是我满世界问，谁管医药产业？不知道。现在只有一个工业与信息化部，这么多的产业，一个工信部管不过来，客观上成了形同虚设。结果就是政策缺失，比如医药产业。
举个例子，别的国家都有强仿，世卫组织（WHO）允许强仿——你不用做研发，把人家的药拿来仿制就可以。比如治疗白血病的格列卫，是瑞士诺华公司的产品，在中国一盒卖23000-25000元，在整个世界都是最高的。而印度生产的“格列卫”仿制药一盒200元，连它1/100都不到。很多中国患者吃不起格列卫，就买印度的“格列卫”仿制药，药效达到99.7%。中国有最大的白血病人群，因为人口基数大，可是国家没有一点政策鼓励生产仿制药来保护老百姓。
玛雅：更为讽刺的是，去年国内有位白血病患者因为网购印度生产的“格列卫”还被起诉。
李玲：习去年9月访问印度，说要学习印度的经验，从印度进口更多的药。印度当年是学的我们啊！而我们现在又去学印度。
印度1949年的时候各方面条件都比我们好，国民总产值、人均预期寿命、受教育率，都比我们高。印度学英国，实行全民免费医疗。但他的医生都送到欧美培养，药品都从欧美进口，以他的国力怎么用得起？上世纪70年代印度人来中国学习，当时印度人均预期寿命还不到50岁，我们已68岁了。
印度人来中国学到了真经。他发现中国自己培养医生，中国生产的仿制药价廉物美，回去以后就开办学校，培养大批的医生，并且以国家的力量推动仿制药生产。印度法律规定不保护药品专利，鼓励仿制；而仿制成功后，给仿制专利保护。现在印度仿制药世界第一，欧美都进口他的仿制药，WHO也大批量购买，送到非洲国家。其实不光印度，全世界都在学我们当年的做法，我们这里却是一片乱象。
李玲：这背后的问题是，我们的管理结构需要调整。中国在前30年那么穷的时候，为什么老百姓能看得上病，吃得上药？1949年刚解放时一支青霉素一根“大黄鱼”（金条）都买不到，那不就是今天的奢侈药吗？那时候我们怎么做的？国家组织大规模生产，实行补贴，流通是国家三级批发。新中国最早建的药厂是华北制药，大量仿制青霉素，就把青霉素从奢侈品变成了“白菜”，2分钱一支，老百姓当然用得起。
所以你看，当年条件远不如现在，但只要抓在关键环节，一举就能处理问题。医院是国家办的，医务人员是国家培养的，药品是国家生产的，流通也是国家控制的。医药形成了一个有效的合作体，费用很低，老百姓就能看得起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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